回望人類文明史能發現，堅守自己的文化立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強大的基本動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以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來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文化現代化。這也是我們面對的一個特別重大的時代課題。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偉大的事業需要并將產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撐和推動著偉大的事業。這種崇高的精神，在當代中國主要表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打牢共同思想基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利于堅持科學發展，應對各種挑戰與風險；有利于培育安定團結，和諧向上的良好氛圍，促進社會和諧；有利于加強道德建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匯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重大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的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
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他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深入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
三是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方法路徑。怎樣正確地對待傳統文化，他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他特別強調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也是我們當前需要重點做的事情。
這三個方面的核心是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過去我們一般講文化，主要是在策略性、具體措施層面上的，而習近平這些講話是從戰略的、總體的高度來把握的，因此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和深刻領會。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和堅定信念，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要重點做好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人民的精神家園。對待傳統文化應當有深入的了解，實事求是的態度，辯證的理性的思考。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既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態度、方法，也是擺在理論工作者面前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須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傳統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它的現代性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就拿“三綱五常”來說，“三綱”即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這完全是單向的、專制的、封建的。但是“五常”特別是“五倫”，則是強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具體內容是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兄良弟恭，長惠幼順，這里講的五倫關系就是雙向的、互動的，其中一些內容可以成為構建現代社會的倫理關系的思想資源。因此，必須具體分析和仔細剝離，切忌一鍋煮和一刀切。要全面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
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要堅持處理好傳承與創新的關系。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國人民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然，任何一種優秀傳統文化，只有與時俱進，不斷揚棄與更新，才能永葆青春與活力。當今世界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不僅包括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等方面的競爭，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競爭。保持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同時實現文化的與時俱進和開拓創新,是關系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是內在統一的。傳承是基礎、是前提，創新是方向、是生命，兩者不可偏廢。
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還要處理好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有的人在談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總會說起新民主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論述社會主義文化時，又會說起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這成了闡述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的固定格式。其實，形式與內容是分不開的，民族性存在于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之中。也就是說，民族性是形式，又不僅僅是形式。它不僅體現在形式中，也體現在內容中。而且只有不僅體現在形式中，同時也體現在內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要對激進的全盤的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
習近平5月4日在北京大學的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五四思想解放的進步意義是無可限量的，五四的科學精神、民主精神、啟蒙精神對當代中國的變革和發展的影響是空前巨大的，也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當然，從文化反思的角度看，五四運動并沒有就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充分的剝離，存在著一股全盤西化的思潮，突出表現就是新舊文化不可調和的存一廢一型思維。陳獨秀當時也認為新與舊是不可調和的，新學（西學）與舊學（中學）是絕對排斥的。他說：“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兩樣，斷不可調和遷就。”要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與賽先生，就必須破壞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倫理道德。他提出，兩者決沒有調和的余地。有的人在與傳統文化的“決裂”方面走得更遠，甚至于提出什么欲廢孔學，必先廢漢字；所有的線裝書都要扔到茅廁里去，等等。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價值體系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由于存在中西截然對立和新舊不可調和的思維方式，對于中國文化優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弊端的方面，就沒有給以理性的評估和準確的定位。于是，對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肯定沒有否定，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學民主。對中國文化則是基本上只有否定沒有肯定，簡單地把中國文化與封建主義畫等號。這表明五四只是開啟了啟蒙之門，文化建設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
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文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五四帶來的巨大文化沖擊，也需要不斷地進行文化調適。例如，張申府先生提出五四兩大口號，“打倒孔家店”，“科學與民主”。現在要改變一下，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和“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特別需要重視的是，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里把“民族的”擺在了首位。
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無論是強調“中國化”，還是突出“民族的”，都是對五四以后全盤西化思潮的反思和校正。其主旨展開來說就是面對思想沖突、文化激蕩，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始終保持文化主體性，千萬不能“失語”和“他者化”，不能丟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碼。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要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深度結合
在當代中國弘揚中華文化，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繞不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個問題，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背景和語境。馬克思主義產生于德國，作為一種來自歐洲的思想和主義，要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具有中國特點、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就一定要與中國實踐和中國文化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者。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而且需要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國化”。他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教條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還強調：“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內容，需要內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鏈接。從而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滲透著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精華，彰顯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內涵。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努力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內在關聯、發展邏輯和未來走向，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深度結合。
一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當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一定要立足時代前沿，關注重大現實，強化問題意識。要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深入研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善于用中國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解讀中國實踐、中國道路，不斷概括出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的、開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
二是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對話、綜合創新。首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具有關鍵性。只有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結合、融合、磨合、整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才能成為現實。儒家講的“行”“躬行”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學說之間，傳統文化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改造世界之間，中國哲學講的相反相成、物極必反與馬克思的辯證法之間，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共產主義之間，都有某種契合和相通之處。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中所蘊涵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并為人們選擇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因。其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具有緊迫性。現在高校和社科機構中，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國學院增加的比較多比較快，這個“兩院”現象令人關注。如何交流對話，確實需要好好思考。再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具有艱巨性。由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有自己的邏輯體系和研究范式，一般地講“綜合創新”，大家都能認可。但是如何具體操作，特別是深度結合，可以說任重道遠，需要付出持續不懈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深度結合，是我們必須面對的“21世紀課題”。
（執筆人郭建寧：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